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一项涉及多要素、多主体、多目标的系统性工程，实施过程中需重点关注以下核心事项，以避免偏差、保障成效并维护各方权益：

一、坚持规划引领，强化统筹衔接

避免“重工程轻规划”：需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，结合村庄规划、耕地保护专项规划、生态修复规划等，形成“多规融合”的整治方案。部分地区曾出现“为整治而整治”，盲目立项、随意调整边界的问题，需严格遵循“先规划后实施”原则。注重全域全要素统筹：统筹田、水、路、林、村的空间布局，避免单一要素（如仅关注新增耕地）的碎片化整治。例如，农用地整理需与灌溉设施、田间道路配套，避免“重平整轻配套”导致耕地质量提升效果打折扣。

二、严守农民权益，保障主体地位

禁止“违背意愿”的合村并居：政策明确要求严禁强制搬迁、集中上楼，需充分尊重农民意愿。实践中需顺利获得“村民会议+公示”等方式，确保农民对整治范围、补偿标准、安置方式等关键环节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决策权。规范收益分配机制：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产生的收益，需优先用于农村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提升和农民补偿，避免“指标收益被截留”或“农民获利少”的情况。例如，部分试点地区探索“指标收益反哺村集体”模式，用于建设养老中心、文化广场等民生项目。

三、突出生态优先，避免破坏自然本底

尊重自然地理格局：禁止“削山填谷”“填塘造地”等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，需保护原有的农田肌理、河网水系、林地植被。例如，广西崇爱高速沿线试点中，顺利获得修复废弃矿坑为湿地景观，而非简单回填，既改善生态又提升景观价值。严控人工硬化：田间道路、灌溉渠道等工程建设需控制硬化面积，推广透水材料、生态沟渠等低碳技术，避免“为整齐而过度硬化”导致生态系统碎片化。

四、规范资金使用，提升使用效益

杜绝挪用与低效投入：整治资金（包括财政拨款、指标交易收益等）需专款专用，重点投向农田水利、生态修复等公益性领域，避免用于非整治用途（如商业开发）。部分地区曾出现“套取指标收益搞房地产”现象，需顺利获得审计监督强化约束。鼓励多元投入：探索“政府+社会资本+农民”合作模式（如PPP）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、产业配套等项目，但需明确各方权责，避免因利益分配矛盾导致项目停滞。

五、避免“大拆大建”，保护乡村风貌

严控拆旧建新规模：建设用地整理应以“盘活存量”为主（如复垦闲置宅基地、工矿废弃地），而非大规模拆除现状建筑。政策明确要求“不搞‘一刀切’拆并”，需保留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、特色民居。例如，浙江部分试点顺利获得“微改造”提升老旧农房，而非推倒重建，既节约成本又保留乡愁。传承地域文化特色：整治前需召开历史文化遗产调查（如古树、古井、祠堂等），制定专项保护方案。禁止因整治破坏“田-房-水-路”的传统空间肌理，避免“千村一面”的现代化改造。

六、因地制宜，避免“模式化”复制

结合区域差异制定方案：平原地区侧重耕地集中连片与高效农业配套，山地丘陵区需注重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，城郊地区可探索“整治+产业”融合（如休闲农业、乡村旅游）。例如，东北黑土区重点推进“旱改水”提升耕地质量，而西南喀斯特地区需优先治理石漠化。避免“照搬试点经验”：部分地区盲目复制其他地区的“高标准农田+集中居住”模式，忽视本地人口流出、产业基础薄弱等现实，导致“建而不用”“设施闲置”。需基于本地需求（如人口结构、产业方向）设计整治内容。

七、强化后期管护，确保长效运行

建立“建管并重”机制：许多项目建成后因缺乏维护（如灌溉管道破裂、道路损毁）导致功能失效，需明确管护主体（村集体、企业或政府），落实管护资金（可从土地出让收益、集体经营性收入中列支）。例如，部分试点探索“以田养田”模式，将新增耕地的承包费纳入管护基金。动态监测评估：利用卫星遥感、无人机等技术定期核查整治效果（如耕地数量质量、生态变化），及时发现“非农化”“非粮化”等问题并整改，确保整治成果可持续。

总结

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核心是“以人为本、生态为基、因地制宜”，需在实施中平衡好“保护与开发”“政府引导与农民主体”“短期效益与长期可持续”的关系，最终实现“耕地更集中、空间更优化、生态更优美、农民更受益”的目标。